□  胡可明

歷史悠久、產量巨大的淮鹽，向為朝廷財收所倚重。唐肅宗時劉晏起至晚清，歷朝歷代鹽法改革多有舉措，而每每始自于淮鹽。清朝中后期從道光朝十一年（1831）至同治十年（1872）短短四十幾年間，淮鹽區就發生了“廢引改票”和“寓綱于票”兩種完全相左的鹽法改革。鹽史界公認的廢引改票是正向的創新性的鹽法改革，而寓綱于票則是一種異化的復舊性的鹽法改革。本文僅就寓綱于票鹽法改革的真正完成者李鴻章（1823年2月15日——1901年11月7日）的一些改革行為作一點表述和淺析，歡迎指正。

清道光年間，面對淮鹽在綱鹽法（亦稱引鹽法）下漸行漸衰，清廷財源日見減量之窘境，朝廷遂將淮鹽歸屬兩江總督統管，即委政績卓著、力主改革的陶澍任之。陶澍于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起，為彰顯淮鹽優勢，恢復并鞏固淮鹽在全國鹽區中課稅獨大的地位，確保清廷國庫財收穩固不減，他先于兩淮之淮北鹽區（古海州地域）試行廢引改票，大獲成功。后任者陸建瀛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在淮南鹽區推行廢引改票，也同樣成效斐然。故有清廷主管錢糧的戶部（相當于財政部）在咸豐元年（1851）比較引鹽制與票鹽制后，得出票鹽制比引鹽制有六大利處，提出“為今之計，―――莫若使各省改長商（大鹽商壟斷經營）而行票鹽。”有了朝廷這樣的評判，票鹽法該是大行其道了，淮鹽以及其他仿效票鹽法的鹽區都定會有一個大的躍進。但是，歷史走向并非封建朝廷能夠掌控的。

清咸豐年間，聲勢強勁的太平天國革命席卷而來，票鹽法已不能再向全國各鹽區深入和推進了，就是創始票鹽法的淮北和推行票鹽法的淮南，也因長江航道被太平軍控制，及其后來太平軍在南京建都為“天京”，其鹽產也無法運輸到自己的銷區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諸省和省內淮鹽食岸江寧、儀征等地去售賣了，票鹽法自然也就中斷施行。

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太平天國革命被撲滅，清政府主要依靠的軍力是湘軍和淮軍，湘軍統帥曾國藩、淮軍統帥李鴻章是故都加官晉爵，先后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。歷時長達15年的戰亂，兩淮的食鹽生產和銷售都遭受其苦其災而處于頹勢。曾國藩為整理兩淮鹽務，在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時，實施保價整輪鹽法，以600斤成引，每500引（大票）、每120引（小票）為運銷淮鹽基數，一改票鹽法“以10引起票”之便商辦法，非富商巨賈不能行販，這就已經與票鹽法的基本要義不相符合了。同治四年四月（1865年5月23日），曾國藩奉旨北上督師剿捻（農民起義軍），由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，負責為剿捻調兵、籌餉，同時兼理兩淮鹽政。后因曾國藩剿捻無功，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（1866）十一月初一，即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，北上督師剿捻，而曾國藩復歸兩江總督之任。 

李鴻章管理兩淮鹽政僅一年半時間，又是代行之職，本該對歷史悠久、量巨銷廣、鹽課最豐的淮鹽不能如何的指手劃腳，只因他與曾國藩的特殊關系和他的能力，還是在淮鹽漫長的發展歷程中，留下了些許值得后人去研究的東西。

李鴻章年輕時曾拜曾國藩為師，受其所教頗多，其組建淮軍也是經曾國藩指導，就連江蘇巡撫一職亦為曾國藩所薦，對曾國藩是心悅誠服，崇拜得五體投地。署理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時，清廷是剛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即投師討伐另一支農民反清義軍，財政上自是撥解軍費見絀，淮鹽這個重要的黃金寶庫之源須臾不可擱置一邊。李鴻章深知淮鹽與大清朝廷息息相關，可他又一時拿不出超過票鹽法的更高更妙招式，只得循其師為而為之，效法曾國藩。

李鴻章向曾國藩討教挖掘淮鹽之利以資剿捻軍餉之法，給了曾國藩一個通過別人的施政來實現他的整理淮鹽鹽務的機會。曾國藩自己也曾說過：“陶（澍）行票法，意美法良，商民稱便”，且有14年前清廷戶部對票鹽法有“六大利”之肯定及推行票鹽法議案，自己和李鴻章都不能全盤推翻陶澍的票鹽法，至少不能丟掉票鹽法這個行之已見成效、多個鹽區仿效成功，特別是朝廷大加肯定和贊賞的鹽法名目。可是自己已經走出了異化票鹽法的第一步，淮鹽不能再回到陶澍票鹽法的軌道上去了，他和李鴻章都不能去施行原汁原味的票鹽法了。所以他授意李鴻章不改票鹽法之名，卻于票法中參以綱法。恩師指點，學生當承，李鴻章就無他顧地來施展自己對淮鹽的鹽法改革動作了。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當月，就接到淮鹽銷區湖南、湖北二省鹽業招商局官員報告，當年該二省淮鹽計劃銷售199937引（每引凈鹽400斤），如此巨量之鹽，假如一次性地賣出行鹽照單（販鹽手續）于鹽商，因為淮鹽利重，鹽商必爭相競運，而淮鹽中樞揚州是按序發鹽，易導致銷售環節秩序紊亂，爭鹽爭船，搶運搶銷，紛爭必起，還可能引發私買私賣之弊。對此，李鴻章一錘定音：根據淮南鹽的產量，分別湖南、湖北，以500引為一票，制作一簽，編碼定號，抽簽定序，“令已認之商販，預納后運鹽厘及報效捐款，即將原諸商名續后綱之引，循環給運，不必再招新商。”他規定：領取鹽票參與販售淮鹽的鹽商，必須在當年向清水潭（高郵縣境內淮南鹽區食鹽由內河運往揚州鹽棧的必由之路）水利工程捐過銀兩，每票捐銀400兩，“從此按年準其循環給運（即每年都安排銷鹽計劃由其販銷）。”這種報效捐銀的鹽商范疇，又被擴展到銷鹽往江西、安徽的鹽商，往江西販銷淮鹽，每引捐銀1兩4錢，安徽1兩。鹽商同時要預交鹽厘（屬于鹽的附加稅，清咸豐四年——1854年四月始在兩淮鹽區抽取，后推行至全國），淮鹽銷售湖南、湖北每引1兩，江西2兩。鹽商捐銀、納課、交厘后，方可從揚州淮鹽總棧運鹽販售。一票食鹽售罄，官府隨即發給新的一票照單。如此循環遞運，永為世業，“更不許新商羼入（混雜、摻雜）”。

史界稱鹽商取得票本前的捐款謂之“票本”，為票商專利，質同于引鹽制下引商的“窩本”，代表著這些鹽商擁有了販銷淮鹽的“皇家特許證”。“捐輸票本”實際上是官府向鹽商堂而皇之的索取。與此同時，李鴻章還在淮鹽運銷上實行過“招商聯保”，作為票本捐輸的配套措施，以利“寓綱于票”更加順利、完善地施行。陶澍廢引改票改革關鍵措施之一是革除浮費，即鹽課鹽價運雜費外，官府不得再向鹽商伸手要錢。李鴻章繼其師曾國藩打破票鹽法“以10引起票”一規后，又打破“革除浮費”一規。這種50倍于票鹽法的申購基數、販售前先行捐錢納稅交厘之法，自然就把資本不十分厚實的中、小鹽商排擠出了販售淮鹽的行列，著實是達到曾國藩、李鴻章不廢票鹽之名、而行綱鹽之實的宗旨，歷史性地將陶澍、陸建瀛的票鹽法取代綱鹽法翻了個個，這樣一個對綱鹽法否定之否定的過程，其實是完全恢復了綱鹽法在淮鹽運銷中的運作。李鴻章“寓綱于票”的鹽改方針及其具體施政行為，被后續兩淮鹽政以及他省鹽政沿襲并推廣使用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馬新貽，令淮北票商捐銀30萬兩，也準其循環轉運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兩浙鹽區也仿兩淮，實行“按票捐輸，捐款后給予執照，循環轉運，不另招商”。可以看出，晚清時期一改票鹽法而另行新法的首倡人是曾國藩，但充實、完善、推廣實施者應當說是李鴻章。

在主政兩淮鹽務短短一年半時間內，李鴻章為了寓綱于票之法順利推行，并早見、多見其效，對屬下鹽務官吏不乏指教和管束，這也折射出他是個朝廷利益至上、厲行管理的人。一份同治五年（1866）三月初一的奏章批復，可見一斑。此件云（標點符號為筆者添加）：“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奉上諭，李鴻章奏特參庸劣不職之鹽員，請分別革職摘頂一摺。知府銜兩淮候補運判韓茂萱承辦輪規，膽敢于薪水之外私派局用，取諸商販，實屬不知檢束；角斜場大使奎書，冊報煎墩（淮南鹽區煎鹽處所）既有浮多，且私增鹵鍋（淮南鹽區煎鹽器具）四百十三口，且隱匿八年之久，迨經李鴻章飭查，復敢捏詞掩飾，居心實不可問；歷任該場大使候補大使章憲文、陳皓、候補運庫大使呂承業、候補知事馬書城，狃于積習，久匿不報，均屬有意含混；通州分司（兩淮鹽運司所轄三個分司之一）鄭士彥有督煎（監督煎鹽）之責，從前未能查報，究屬玩忽。余東場大使李余慶辦事顢頇（糊涂又馬虎），（對）于灶戶（產鹽人）聚眾阻撓清厘溝界重案，并不認真查緝；廟灣場大使蔣紹鏞嗜好甚多，廢馳場務；草堰場大使張恩澤庇商欺混新舊撇數。此等庸劣不職之員，自應分別懲辦，以肅鹺政。韓茂萱、奎書、李余慶、蔣紹鏞、張恩澤均著即行革職，鄭士彥、章憲文、陳皓、呂承業、馬書城均著摘去頂戴，以示懲儆，該部知道。欽此。”

應當承認，李鴻章作為晚清“四大名臣”之一，是個有大志有魄力者。其在淮鹽區秉承其師曾國藩衣缽，推行逆反于票鹽法的所謂新鹽政，并非個人利趨而胡為，實是以維護朝廷利益為中心的。朝廷利益為大，不光是李鴻章“寓綱于票”新鹽政的政治出發點，也是其一貫的行為準則。他卸任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后，接替曾國藩督師剿捻，勝而榮獲清廷于同治七年（1868）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，次年兼署湖北巡撫。在湖北督撫官位上，他竭力維護“川鹽濟楚”，而這正是他在兩江總督任上與曾國藩主張一致地要改變的事情。川鹽濟楚緣于太平天國革命，農民起義軍控制了長江航路，淮鹽無法溯江而上運至自己的銷區湖南、湖北等地，百姓食而無鹽，軍餉需而無補，朝廷痛失淮鹽課入六百萬兩銀。清廷決定借銷川鹽于兩湖等楚地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太平天國被鎮壓后，長江恢復通航，淮鹽更漸為復蘇，時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曾國藩提出收回楚地復歸淮鹽銷區，其得意朋黨李鴻章也聲聲同呼，極力附和。但當他封官楚地大吏后，同治八年（1869）七月二十九日則上疏稱“川鹽課費其指款坐撥者，每年荊州滿營二十一萬有奇。戶部十萬，內務府五萬，固本京餉六萬，荊、宜留防水師二萬數千兩，皆絲毫不容短缺。此外，甘肅協餉、本省年餉大半取給。”是故，他堅持“川鹽行楚未可遽禁”，并提出六個原因作為堅持已見的理由，不贊成恢復楚地為淮鹽的專銷地區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兩江總督曾國藩又提出一個折中辦法，湖南、湖北兩省，劃地行銷淮鹽、川鹽，仍未獲取朝廷利益至上、在楚言楚的李鴻章的認可。直至光緒二年（1876），兩湖才復為淮鹽銷區。不過，這已與曾、李意見相左不再關聯。因為李鴻章早已不在楚地為官，曾國藩也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3月12日）病逝。